民国初年颇有百花争放的感觉,《临时约法》彻底放开了报禁以及清朝对言论自由的过分压制,短短一年时间,报纸数量就从清末的100种激增到500余种;通讯社也瞬间出现了六家。
广大民众真的被帝制压抑太久,一下全部释放了出来。
李谕的无线电设备也因此在全国也卖得非常好。
对国内李谕一直低价出售,基本没有利润,反正钱都是在国际市场上挣的,养养国内理所应当。
报界在民国初年的生长极为迅速,民众们同样支持报界,在很多人看来,“共和时代,舆论为法律之母。无论为官为商,总须与报界联络”。
至于各家报纸的言论,更是没什么限制,比如上海的《民权报》,还有天津的《大中华报》,几乎“无日不骂袁世凯项城”。
袁世凯一时鞭长莫及,只好听之任之。
蔡元培曾经评价:“当时思想言论的自由,几达极点。”
梁启超后来也回忆说:“回想民国元年、二年,不啻若唐虞三代之盛。两派各有极端之主张,争论不已,固相若也。然彼时为宪法问题、借款问题、财政问题,无论其意见何若,当各有一番之研究……”
现在帝制刚消亡,国内有太多太多问题需要研究,各抒己见的自然多。
除了言论上的开放,国内同样迎来了一波结党的疯狂浪潮。
封建时代严禁结社组党、与闻国政,总是把“结党”与“营私”联系在一起。
晚清时代已经诞生了很多团体,到了民国时期,新环境刺激下,各种党派仿佛雨后春笋般出现,“集会结社,犹如疯狂,而政党之名,如春草怒生,为数几至近百。”
北京城毫无疑问是最多的,但凡有点文化的,几乎都被拉进了各种党派。
反正在政治启蒙期,不是什么坏事,慢慢就会大浪淘沙,沉淀下来。
李谕作为全国知名的大人物,却一直秉承着“君子不党”,也算是个小小的异类。
但其他人就忍不住要拉拢一下他,甚至国学大师章太炎。
这天,他带着弟子钱玄同一同来到了李谕府上。
李谕问道:“太炎先生,您不是被派去了东北?”
章太炎说:“搭乘火车先看了看,暂时不留在那边,毕竟关内还有这么多事要办。”
李谕问道:“那先生来找在下是?”
章太炎说:“我与张謇、唐绍仪、唐文治等人共同成立了统一党,希望引你加入。”
李谕笑道:“先生应当知道,我是不入会党的。”
章太炎纳闷道:“现在无人不党,你不加入,岂不怪哉?”
钱玄同也说:“院士阁下生活在京城,不会不知道如今京城里风云际会,各地英才聚集,若在路上遇到不相识者,除问尊姓大名而外,往往问及贵党。”
果然如传闻一样,但凡遇到还没有加入党派的人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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